不過再堅強的人也得向殘酷的生活低頭。許廣平沒了工作，又要自籌資金整理、出版魯迅的遺作，還要供海嬰讀書，日子過得捉襟見肘。

或許她感到有點吃虧。魯迅都去世好幾年了，版稅又常常延誤，自己能把上海的家撐住就算不錯，哪還有能力幫助北平的婆媳？況且她們有周作人接濟，又不用付房租，總不至于挨餓受凍。

哪成想，朱安比許廣平還要委屈。她在1937年7月2日經許廣平請求，寄給她一封全權委托書，認為自己將魯迅豐厚的版稅全都轉給了許廣平：我已如此慷慨，你拿了偌大好處卻連生活費都不肯出，這個世界的人心，簡直壞透了。

在《關于朱安寫給許廣平的出版委托書》一文中，作者考證得很清楚，按照當時的法律，除了朱安外，魯迅唯一的兒子周海嬰也是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。鑒于魯迅去世時周海嬰年僅7歲，故許廣平也擁有處理魯迅遺產的資格。

而且魯迅很多銷量極好的書，諸如記載了他與許廣平通信的《兩地書》，版權都有許廣平的一半，這在法律上屬于“特有財產”，歸許廣平獨自處置，旁人無從染指。

所以許廣平才有底氣一面寫信給朱安勸她不要賣書，一面在9月10日的《申報》上發表聲明，

“其一切遺物，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。”“況就法律言，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，不得單獨處分，否則不能生效，律有明文規定。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，廣平等決不承認。

”

聲明歸聲明，要想換取魯迅藏書的安全，必須安撫朱安，并承擔起贍養她的義務。

經朱安這麼一鬧，引發了世人的極大關注，記者紛紛登門報道她的慘狀。如同先前魯迅所言，所有的同情都被她占了去。

朱安生活的確不夠滋潤，晚餐是“多半個小米面的窩頭擺在那里，一碗白菜湯，湯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條（有人管這叫“撥魚”），另外是一碟蝦油小黃瓜，碟子邊還放著同是蝦油腌的尖辣椒，一碟腌白菜，一碟霉豆腐。這就是魯迅夫人當天的晚餐，沒有肉也沒有油，沒有一個老年人足夠的營養”。

可是與同時代的普通人比起來，朱安境況根本沒那麼糟糕。

同時期的普通老太太，只要能夠從床上掙扎著爬起來，就得拐著顫巍巍的小腳，幫人洗衣服做飯以便掙點錢糊口。

同時期的延安，八路軍高級將領們吃不上一口白面。

同時期的重慶，名作家老舍每天碼字5000，也只能勉強吃點摻了很多稗子的粗糧飯，還由此引發了急性盲腸炎。

在大家普遍赤貧的情況下，朱安既能雇著女傭，生病了又能請醫生隔三差五地來家里打針（那時候一般人壓根付不起醫藥費，即便現在有醫保，很多人生病了也犯怵高額的醫療費），她該知足了。

當然，朱安即使再糊涂，也明白誰是真心對自己好，所以她在每封信里都表達了對許廣平的感激之情。

到了1947年春天，朱安身體急劇惡化，腿部及面部都腫脹起來，還大口吐血，呼吸異常困難。

自忖來日無多后，她立下了遺囑。

這份遺囑事無巨細，自己死后應該穿十三件衣服，做七副被褥，用上好的棺木埋葬，每逢七必須供水飯，到五七要念經，林林總總一大堆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死后要同魯迅合葬，這是朱安最后一次向許廣平宣示“主權”。

也許，風光大葬是朱安覺得對自己獨守空房41年最好的彌補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