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里葉曾擔任埃及研究院的秘書長，長期主持埃及考古資料的整理出版，而無人能讀懂的羅塞塔石碑銘文，一直是他多年來的一塊心病。

聽說了羅塞塔石碑的由來后，年輕氣盛的商博良，發誓一定要讀懂上面的碑文。

在這之后，為了積累語言學的基礎，商博良又刻苦攻讀了眾多東方語言，比如希伯來文、巴比倫文、波斯文、梵文、中文等，而其中的中文也成為了他后來破譯羅塞塔石碑的關鍵鑰匙。

為了破解古埃及文字，他還特意學會了埃及的一種方言科普特語，這種語言是被認為是和古埃及語言發音最為相近的一種語言。

商博良從1808年開始正式研究羅塞塔石碑上的文字，中間因為政局動蕩和個人病痛而歷經坎坷，但也終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。

這個突破，來自于他糾正了研究古埃及文字學者們的一個共同錯誤。

說到這里，就要說起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區別了，表音文字是由純粹表示讀音的字母構成，書寫的文字不能直接對應含義，而表意文字則由表達含義的圖形演變而來，書寫的文字與讀音無關。

以往的羅塞塔石碑的研究者們，普遍認為上面的古文字是一種表意文字，與表音無關。

托馬斯·楊的研究要更進一步，認為其中有著一定的表音符號，但他也認為只有其中的外國人名才是表音的。

而偏偏是這個誤區，導致始終沒法建立古埃及語言的整個語音和語法規則。

商博良是在一次偶然的對比中，發現其中象形文字的符號數有1419個，遠遠多于希臘文單詞的486個，而如果埃及象形文字是全部表意的，一個符號代表著一個含義，那麼與希臘文單詞之間的數目應該大致是相等的。

從兩者懸殊的數字差異上，商博良推斷，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既有表音符號，又含有表意符號或其他符號。

而這時，以往學習過漢語的經歷，幫助他更好的理解了這種獨特的結構。

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，一開始是由圖形組成的象形符號，漸漸由圖形轉變為筆畫構成的方塊字，而在演變過程中，原來表意的象形文字逐步變成了兼具表音表意的文字，最終漢字具有了形象、聲音和含義三種結合一體的獨有結構。

而古埃及文字和漢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，它既不是純字母表音文字，也不是純表意文字。

它的書寫體系中，除了作為限定詞等特殊用途的符號之外，主要由兩大類符號構成，即表音符號和表意符號，這是一個復雜的，同時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體系。

商博良在漢語的啟發下，成為了識破古埃及文字這一結構的第一位學者。

在1822年，商博良在巴黎科學院會議上公開宣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引發了學界轟動，兩年后，商博良正式出版了專著《古埃及象形文字體系摘要》，徹底破譯了羅塞塔石碑和古埃及文字體系，這本著作被稱為古埃及學的開山之作。

隨后，商博良還帶隊專程赴埃及進行考察，當地的居民爭先恐后的來看這位“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”。

為了紀念商博良的貢獻，他幼時所居住房屋的地面上，也刻上了羅塞塔石碑的銘文，以供游客們瞻仰。

羅塞塔石碑上文字的破譯，也幫助我們豐富了對古埃及文明的認識，這一切，也有著中國漢語的功勞。

參考資料：

《古埃及羅塞塔石碑解密始末》，《大眾考古》，2014年3月

《再現古埃及輝煌 羅塞塔石碑：揭秘象形文字的鑰匙》，《國家人文歷史》，2020年3月